西方不可能原创或原生知性与知识、文字与文明。即使到近现代，由于天时地利的转移，使之拥有地缘优势，双刃剑（负能量）向外，从而能够绽放人的潜能（第二本能）；但如果仅凭己力，不靠东方助缘，那么，西方独自发展，一两千年也达不到宋朝的水平。再者，即便是西方依靠地缘优势，不失时机、不择手段地汇聚古今世界的成果与资讯，并且使全球资源财源向己方滚滚倾注，从而能够能够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攀登高峰；但如果它不突破“文字瓶颈”，即设法使其表音文字寄生于“汉字表意”，那么，西方则必是一事无成、百业不兴。

　　概述
　　（一）
　　本文做一个重大揭示：
　　人类知识的唯一源流就是《易经》及其所造就的“汉字表意机制”。归根结蒂，所有的现代知识——特别是“西学”，都是汉字带来的。在其表音文字于17世纪晚期寄生于“汉字表意”之前，西方基本上不存在知识和传播知识的工具。
　　法国数学家、耶稣会士白晋对莱布尼茨说，伏羲的《易经》使汉语成为“所有知识的真正的钥匙”（true key to all knowledge）。
　　莱布尼茨鉴于汉字是智能设计，是哲学性质的，和鉴于书面汉语成为“哲学语言的典范”（model of philosophic language）；他在引进“汉字表意”上做了大量工作，旨在使西方文字从发音符号变为知识符号。
　　但另一方面，就像美国罗德学院教授比奇洛所说，
　　【“ 莱布尼茨的这个梦想……威胁这样一个共识，即欧洲文化存在真理的可能性（Leibniz's dream …… threatened the understanding common in European cultures of the very possibility of truth）”。】
　　美国鲍登学院教授比吉特·陶茨也说：一旦介绍中国在现代早期西方的实际存在，这就意味着把（西方）哲学权威置于危险之中（put the authority of philosophy at risk）。……重新讲述西方的“中国故事”，必将挑战既成的“学术星系”，从而把中国置于德国及欧洲的文学与文化史的核心。
　　［注释： Gordon Bigelow: Fiction, Famine, and the Rise of Economics in Victorian Britain and Ire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4. Bettina Brandt, Daniel Leonhard Purdy: China in the German Enlighten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6, p.121］
　　
　　莱布尼茨研究汉字可分三个时期，而第三个时期意义最大，在信息收集范围和准确度上远远超过前两个时期。
　　十七世纪末期，他与在华传教士闵明我(Grimaldi)、李明(Le Comte)和白晋(Joachim Bouvet)等的通信密切，其中与白晋通信数量最多（至少十五封），时间最长（十年），而贯穿与白晋通信的主题就是汉字。
　　（二）
　　为了发明文字，面对声音的浪海，怎样做到“万殊而一致、万变而一定”呢？“一致、一定”即文字产生的前提，而人的口音则是“万殊、万变”。因此，“表音”是文字的死路，它也说明该社会或民族没有发展文字、乃至知识的能力。
　　“表音文字”不能自我生成和自我稳定。即使依靠印刷术锁定、规定其表音符号（字母）而产生“文字”，那也是徒然增加普遍误解与争端——这是文字进化的反动。
　　为什么？因为表音文字的致命缺陷是，它不具有能够达成共通共喻的“表意机制”。固然，每一种“表音”皆包含“意思”，但它都只限于本能性（生理信号）和狭隘性（亲缘感知）。如果“表音意思”涉及宗教性或排他性，那就麻烦了——纷争不休、冲突不止！例如16—17世纪欧洲宗教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语言危机”。
　　培根说，汉字是“真正的字”，它超越口音与方言以及狭隘性与排他性，从而表达事物、概念和思想。这就是“表意机制”？它是如何形成的呢？中国先民观察和体悟自然及宇宙、万物及众生，发现其整体性、普遍性和关联性及其变化规律，在这个基础上发明和发展文字，并且使之成为蕴藏与传达知识的工具。因此，汉字所表示的是全人类的共同认知。
　　西方表音文字原本只表达发音，即使有其“意涵”，也只是本能性与个别性的，无缘于高深、高雅的思想和提炼、精炼的知识。思想与知识皆属于汉字“表意机制”的内容。正由于秉赋如此“表意机制”，汉字能够积累、蕴藏、传播和表达思想与知识。
　　若非在17世纪后期，西方诸表音文字（法文、英文和德文等）开始寄生于“汉字表意”（表意机制）；那么，它们则不可能幸存于宗教战争，更不可能变得胜任于书写文学、科学和哲学以及其他一切知识。
　　不仅如此，鉴于西方表音文字原本只是发音符号，不含任何知性与逻辑；所以，“表意机制”或“汉字密码”则是唯一的和真正的西学之源。
　　我们进而得出判断：
　　在其于15世纪左右开始分享四大发明之前，西方不存在文字、文献和文明，要有也都是伪造的；
　　在它的表音文字于17世纪晚期开始寄生于“汉字表意”之前，西方不存在文学、科学与哲学，要有也都是伪造的。
　　文字与文明互为表里，汉语成为唯一“表意机制”文字，中华文明是现在仅存的原生文明，皆有其深厚内涵。而次生文明在原生文明的影响下衍生自身文明时，往往会直接套用原生文明文字表音的部分，这也就发展成了字母文字。英语、法语、德语成型很晚，且都是表音文字，具有明显的同源特征。
　　在信息密度和辨识度上，表音文字犹显“拮据”，随着信息的爆炸，字母文字排列组合已达极限，唯有不断地靠创造新词突破瓶颈，由此，西方很多人有阅读障碍症、单词恐惧症。
　　而汉字和语音多且复杂的汉语强强接合，在信息时代游刃有余，更适合未来人们认识、表达、定义未知世界。
　　（三）
　　学者们常说，西方文字及语言学深深地影响了现代西方文明与哲学的发展进程。然而，西方语言文字的内涵不是“汉字表意”，又是什么呢？难道是它自己、所谓的“印欧语系”的表音系统吗？难道是来自“古希腊”吗？
　　后者则被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O. A. G. Spengler, 1880—1936年）所批驳。大卫·德格雷斯写道：
　　斯宾格勒拒绝被歌德和温克尔曼开启、并且被尼采发扬光大的希腊崇拜。……为了说明我们（西方）的源头不在希腊，斯宾格勒指出，公元10世纪以前的西方完全没有文字……。对于西方人来说，没有文字是无法想象的；书信、书籍、诗歌、传记、报告和政府文件……乃至《圣经》，皆离不开文字。……斯宾格勒反问：强烈依赖文字与文献的现代西方怎么会是一个“非文字文化体”的学生或传人呢？
　　……作为其总的历史哲学的一部分，斯宾格勒抨击“现代西方源自古希腊”的说教；从某种意义上讲，哲学是由多文化所构建的。由此，斯宾格勒否定了西方中心论的历史“三段论”，即：古代→中世纪→现代；这只是片面地美化西方，但对于其余世界（像中国等）则是荒谬的。……希腊崇拜者们有效地发明了“古希腊”及其与今西方的相似性，而掩盖了它们的本质差别。

　　一、若非汉语（汉字）则无西方文字、乃至没有整个“西学”
　　（甲）汉字是人类知识的基础
　　第一、汉字的智慧特性和知识功能
　　较之表音文字和象形文字仅是表达听觉或视觉，汉字是“感觉中枢”的指令。如果说“音、形、义”是文字的“三角形之稳定性”的框架，那么，汉字则是它的有机整体。汉字兼具“音、形、义”，其重心在“义”（表意），后者是文字的灵魂。而单纯的“象形”和“表音”则都是文字之残缺或雏形。汉字最初也是“象形”，但通过《易经》而升华至“表意”。
　　按照哈佛大学教授奥尔布赖特的“表意文字”的定义是，由各种具体物质及其关联所产生的抽象和复杂思想的的图式。如此整全而超越地反映真实自然，所以它应该是思想、知识和真理的唯一源泉。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兰热兰说：汉字……是超语言——通向具体世界的直接路径。……回溯到17世纪初培根的著述：“……在中国，使用“真正文字”书写，它所表达的，不是字母或单词，而非事物或概念”……也就是说，培根认为汉字是“真正的字”，它直接代表具体世界的意义。”
　　首任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威尔金斯（John Wilkins, 1614—1672年）说：
　　【“汉字展示了最令人满意的通用语言特征之一，……是它建立在事物哲理之上。”】
　　唯一的表意性的汉字是古今世界唯一积累与传播知识的工具。至于西方表音文字，即使有（始于15世纪），也是发音符号，其所含的信息不外乎是个别性、本能性、狭小性和排他性的，而与人类的“共同认知”（知识）毫无关系。
　　西方表音文字在17世纪晚期以来寄生于“汉字表意”，遂可以充当积累与传播知识的工具。于是，西方便宣称（我们都信以为真）：它的字母表音文字很优越，不缺少“合理表意”；而且是“古已有之”，所以谱写了“希腊智慧”（文学、科学和哲学等）。
　　第二、汉字构成其他文字的表意内涵
　　和“汉字表意”比加起来，陷溺于生物性而仅仅依靠“形”（象形）或“音”（表音），或者站在自然之外臆想“神造万物”（宗教语言），怎么能了解和把握客观规律呢？
　　西方的“表音文字”不能自我成立、自我稳定。文字的前提是“一致性”（共通性），而“表音”则是反其道而行之——“表音”在文字进化或进步上是南辕北辙、南蛮鴂舌。概言之，“表音”有三乱：
　　1.书写之变乱（经众人之手，则奇形怪状）；
　　2.口音之混乱（在时空中，口音是千差万别的）；
　　3.语义之祸乱（各执歧义，普遍误解和争端）。
　　严格来讲，象形文字既是文字的雏形，又是它的障碍。象形文字只能表达孤立的、零星的事物或现象，而不能表达较复杂和有条理的思想；所以它不能匹配于文明社会，充其量只是部落或宗教的图符（所谓的“埃及文明”及其象形文字应该被质疑，我们另外专论）。
　　“表意”（汉字）之为物，从“形而上”看则是：道→雅→表意（写意）；从“形而下”看则是：含义与定义、概念与理念、知识与知性、思想与思辨、逻辑与逻各斯（“道”）……。
　　美国语言学家费诺罗萨（Ernest F. Fenollosa, 1853—1908年）认为：
　　【“汉语所代表的是，所有的西方逻辑和抽象系统的合乎自然的选择。”】
　　这就是说，在西方，汉语（汉字）之外不存在逻辑。
　　含义与定义、概念与理念、知识与知性……，在今天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任何语言文字都可以做到；但这是汉语（汉字）影响其他语言文字的结果。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指出：
　　【“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早期，西方人发现汉语结构是所有其他世界语言的关键。”】
　　然而在古代，“表意”是何其难也，它的原创乃依靠《易经》之“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两者像契合；以致我们可以说，表意文字是一切知识、学问、艺术和发明之母——没有它则一事无成！那就是为什么法国数学家白晋对莱布尼茨说，汉字是人类知识的总的钥匙；而使汉字从“象形”升华至“表意”的《易经》，则是一切知识——包括科学、数字和哲学——的源头。
　　第三、汉字是人类知识的基因库
　　只有整体思维才能够准确无误地概括出万事万物的属性与特征，放之四海而皆准，传乎百世而不惑，这就是“原生表意”（古汉语）。汉字不仅是记录共通性语言（雅言）的文字符号，而且是负载着一切知识的全息标志，它是凝固的信息模块。
　　“每个汉字就是一个集成电路”。中国古圣贤知道语言或声音乃“恒变”，所以创造出一套独立于语言之外、超越时空而保持稳定的文字系统，用它来蕴藏、传导信息；即使相隔数千年也能“记忆犹新、历久弥新”，从而积累和发扬智慧成果。
　　相比之下，如果不是寄生于“汉字表意”，西方字母文字仅是表音符号，而不具有合理合法、共通共喻的意思，不具有含义定义、思想思辨的知性。所以说，怎么可能存在“古希腊”及其文学、科学和哲学呢？！
　　美国埃默里大学教授鲁斯科拉写道：
　　【随着耶稣会士把更多的有关汉语的信息传回欧洲，它引起社会混乱与传统分裂；终于激发了伟大的17世纪的文化探索，寻找那丢失已久的人类共享的“通用语言”，后者的关键系于汉语……。所有这些都反映了这一普遍信念，即在中国尚可看到原生知识的缩影，那就是逻辑、神学和语言结构之共有性和普遍性。】
　　语言学家詹姆斯·安热认为，
　　【“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可媲美于科学的宇宙创造说。”】
　　费诺罗萨说：
　　【“以汉语为模式，把它当作真正知识的工具；只有这样，才能够弥补我们（西方）可怜的语言抽象的能力。……这是联结命名与认知之间的理想主义的设定。”】
　　芝加哥大学教授豪·索萨西说：“中国书写文字是有效思维的典范”，它“成为现代早期欧洲的完美写作模式”。
　　早期汉学家雷慕莎说：
　　【“中国书面文字……代表着人类的基本思想，它可以普遍传达，这是任何其他语言都做不到的。”】
　　雷慕莎还说：
　　【“汉语……是最理性、最系统的语言，因此它是最有可能成为人类通用语言的模型。”】
 

　　（乙）溯源汉字发现西学的“元一”
　　第一、汉字与现代西学的源头
　　表意文字（汉字）即含义与定义、概念与理念、思维与思辨、抽象与形象、形而上与形而下……，它可以说是最伟大的发明，其他所有的发明都是基于其上的。换句话说，倘若没有表意文字，那么，不可能有知识，更不可能产生文学、科学和哲学，除非是原始性的，或是被伪造的。
　　如果承认人类知识的诞生是“元一”（一个源头）的话，那它就不会在欧洲，因为西方是“二”（主客对立）；只不过在现代阶段，由于幸遇“天时地利”，西方在这方面表现得异常亢奋而已。如此“元一”即是那赋予汉字“表意功能”的《易经》，它也是全人类的“群经之首”。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17世纪后期，即在“西学”的孕育期，莱布尼茨和白晋（耶稣会士、法国数学家）达成共识：使汉字从“象形”向“表意”飞跃的《易经》，是全人类的科学、数学和哲学以及宗教的源头。
　　白晋认为，这些易像和爻卦皆显示伏羲所发现的，不仅是中国语言的钥匙，而且还是“所有知识的真正钥匙”（true key to all knowledge）。白晋写道，伏羲爻卦代表了所有科学的简易而自然的方法。
　　莱布尼茨赞同这种推论，即所有的智慧都溯源于《易经》图像。
　　白晋还说，在其历史之初，中国人就已经从这个源头获得了昭示真理的完整知识，摩西、犹太人和神性的柏拉图也分享它。……白晋还确认，伏羲这个中国远古传奇圣君之首，与那些古代神学的创始者是同一个人（使用不同名字而已），诸如赫尔墨斯、琐罗亚斯德和以诺等〔他们都是近代西方人“依样画葫芦”而来的——引者〕。《易经》……这部最古老的书，包含了完整的神启知识的密码形式。
　　据此，大卫·波特总结，汉字（表意）是“神圣启示的密码”，它体现了“完美的哲学系统或所有科学的基本原理”。
　　第二、西方不能原创知识和学术
　　1918年美国导师协会刊物写道：在古代中国，
　　【“书写文字的进化成为主旋律：象形文字被表意文字（ideographs：传递思想的文字）取而代之；人们凭借它来表达抽象的概念，接下来才会出现所有其他的最伟大的发明。汉字的发明使中国人有了这种书面文字，从而能够写历史、诗词和哲学。”】
　　在（17、18世纪）耶稣会士的心目中，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全人类知识的终极源泉”。在17世纪的欧洲，“中国成为神启的逻各斯的知识库”。
　　这就是说，西方不可能原创文学、艺术、知识和学术，乃至不可能原创文明及其一切方面。为什么？因为西方不能原创“表意”或真正文字。“表意”是指：人与自然及万事万物之普遍性与感通性，它是《易经》之“形而下”（器）与“形而上”（道）相和合的结晶。这样的“智慧机制”在西方是不可能产生的。即使在现代，西方已经撷取了汉语的“表意、雅言”，学会了含义与定义、概念与理念、知识与知性、思想与思辨……，也从中国引进了整个西学（西学中源）；即便如此，西方也是上述“智慧机制”的门外汉。唐诗云：
　　【“偶与游人论法要，真元浩浩理无穷。”】
　　我们说西方不能原创“表意”（知性和概念等），这不仅仅是因为西方的表音文字只是声音符号，而无合理语义；更因为西方没有“道的智慧”（整体和谐、动态平衡、圆融有机、有无相生）。
　　第三、“汉字表意”衍生西方哲学
　　借用德里达的话来说明，西方不能原创“表意”这一知识与学问之母。德里达说：
　　【“知觉恰恰是一个概念,一个直观的概念……；它源自于事物本身,其意义自我呈现,它独立于语言、独立于指涉系统。而我相信知觉与源头、中心的概念是相互依赖的……。”】
　　这段引文说的是，知觉和概念来自事物的本身，人通过直觉体悟它们的互相依赖和渊源本末。这难道西方做不到吗？西方宗教是“神创万物”，它不承认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万物本身的价值和规律；实际上，它只是牺牲万物众生，除此之外，它与自然毫不相关。西方的非宗教的“世俗部分”是唯“俗”无“雅”，都是地方性和排他性；这在17世纪的欧洲方言文字群起林立之际，是“流行病”。
　　在德里达看来，
　　【“汉语是哲学写作的完美原本。……因此，汉语写作概念发挥一种‘欧洲幻觉’的功能。”“…… 德里达确认， 在莱布尼茨的项目中，汉语（写作）模式起着‘西方哲学基石’的作用。”】
　　“汉字表意”仅构成西方哲学的语义、概念和范畴以及逻辑推理的方式。总的来说，西方哲学及科学哲学皆来自从中国经书中所撷取的专门针对自然的那部分，被称为“自然哲学”；它割裂“万物一体”、形成“主客两分”，从而退化为“本能层级”——人作为“智能生物”所秉赋的反克自然的无限潜能，只不过用《易经》的“形而上”（道的碎片）包装之而已。